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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慢慢长途中，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和工艺一直在时快时慢的发展着。在这方面，历代重视帝王世系和政治事件的官方典籍，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记载，幸运的是，出土的丝绸实物和一些私家著述，则透露了当时丝绸生产的情况，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古代中国丝绸生产技艺发展的过程和它达到的水准。
盛行殉葬风的商代，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最早的丝绸实物。帝王贵族们死后，除了殉以大量奴隶外，还用丝绸裹上死者生前所用的铜器，让他带到地下去享用。本来，这些丝绸是用来保护铜器的，结果却是铜器保护了丝绸一一年深日久地埋在地下，铜器表面生成了厚厚一层铜绿，与外面包裹的丝绸粘在一起，使这些丝绸能够避免被微生物侵蚀的厄运而保存下来。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和河北菜城台西村出土的一批商代铜器上，都发现有商代的丝织物，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丝绸实样，而且是一些提花织物，证明商代的丝绸生产技艺已经具有了可观的水平。在此作一点中外比较，也许会有助于说明问题。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发祥地，也有提花织物的发掘，埃及第十八王朝吐特摩斯的王陵里，就曾出土过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木织物，但那是一块麻布，所用的麻纱比较粗，系用手指头操作织成，而商代丝绸的绢丝非常细，直径不到麻纱的十分之一，肉眼勉强能看得清。这样的细丝，用手指头是无论如何织不成的，应该是有综框或综杆、有机架的织机才能织，而且，由于出土商代丝绸上的同心菱纹的图案比较大，看来综框和综杆的数量也不会少。这表明，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复杂的织机和高超的织造技艺。
据中外考古学者和纺织史专家的研究表明，商代铜器上的平纹织物和花纹织物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丝线。平纹织物的经纬丝绷得很直，丝纤维间没有空隙，显然是有丝胶粘连，花纹织物的经纬丝则是松散的、柔软的，只有经过水洗，去除了丝胶，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事实说明，商代的丝绸工匠们已经不仅会缀丝，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并丝和炼丝的技术。这个发明的意义之重大，不亚于丝织机具的发明，因为对于丝绸来说，炼丝是提高质量的非常重要的工序，只有经过炼，把生丝上粘附的丝胶去掉，才能使蚕丝的优越性能充分显示出来，产生出珍珠一样的光泽、柔软滑溜的手感和优美动人的悬垂波纹。对此，古代丝绸工匠已经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一套操作程序：
“梳氏谏丝，以说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谏。谏帛，以棣为灰，涅淳其帛，实诸泽器，凉之以属，清其灰而盘之，而挥之，而沃之，而盘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盘之。昼暴诸曰，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奋柬”。
这一套繁复的过程，贯串着一个构思:利用丝胶在碱性溶液中有较大的溶解度，先用较浓的碱性溶液(棣灰水)使丝胶充分膨化、溶解，然后再用大量较稀的碱液(屋灰水)把丝胶洗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灰水练丝法”，它与木柞捶丝的“捣练法(19)”一道，在世界上曾沿用了几干年。至于曝晒和水洗交替进行的工艺，后来发展成为“草地漂白法”，在漂白粉发明之前，一直是各种织物主要的漂白方法之一。
至迟到周代，染色技术也已经在丝绸生产中大量应用，《诗经》中就有许多描述丝绸美丽毛.彩和关于丝绸染料的诗篇。《郑风.出其东门》描写一位男子在东门外看见穿红绸衣的姑娘(“编衣茹葱”)，不禁触景生情，思念起自己的爱人，《小雅.采绿》说的是一个妇人因丈夫逾期未归，心神不宁，采了一个上午的“绿”和“蓝”，还不满衣襟。上面所说的“茹龙”，就是茜草，是常用的红色染料，“绿”是草草，是黄绿色的染料，“蓝”是蓝草，它的叶片里含有靛蓝，是鲜艳而又耐晒的蓝色染料。据说山东地方出产紫草，春秋一霸的齐桓公偏爱紫色绸衣，“上有所好，下必盛之”，结果市场上紫合绸衣价格飞涨，超过白色丝绸五倍。《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反映出当时丝绸染色已很普遍，而且人们已经十分讲究“流行色”了。
对于商代丝绸工艺水平的推断多以出土实物为据，有关丝绸工艺过程的记述的文献比较少见，而等到周朝以致春秋战国，记述已经比较多了，也为我们对历史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资料。
由于古代中国人对蚕的崇拜以及对于丝绸生产的重视，为丝绸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才使得远在商朝时期，丝绸的生产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得之后在社会发展中，丝绸生产不断的发展。